1947年，四平攻坚战结束后，6纵的18师发生了人员更替。原师长王兆相被调往后方军分区担任司令员，而参谋长阎捷三接任了18师的师长。这次换将对不熟悉的人来说，可能只是一个常规的人事变动，但对18师的官兵来说，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。
18师起源于抗战时期渤海军区下辖的多个军分区之一，最初是由独立旅发展而来。在抗战胜利后，18师被派往东北战场，最先参与了冀东的承德保卫战，差点被并入冀热辽军区。在7师师长杨国夫的推荐下，18师继续驻扎东北并参与战斗。直到1946年8月，6纵成立之时，新四军3师7旅与杨国夫的7师、王兆相的独立师以及李运昌的19旅整编为6纵，王兆相成为18师的师长。
这支部队在作战中有着独特的特点。16师擅长攻防作战，是红一军团的精英；17师则以攻坚爆破见长。相比之下，18师并未表现出特别鲜明的优势。因此，16师和17师在作战中的使用频率较高，而18师则显得有些低调。然而，作为一支拥有不容忽视战力的部队，18师也在多次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，只是未能得到与其他兄弟部队同等的关注。
展开剩余70%1947年春，6纵的指挥系统发生了变化。洪学智被调任为6纵司令员，而林总在和洪学智的谈话中提到，6纵是我军的主力部队，16师和17师都来自经验丰富的部队，是纵队的主力。相对而言，18师则被提及得较少，这或许也反映了上级对18师的某些偏见。四平攻坚战时，原本只有17师参加了作战，16师和18师并未直接投入。然而，随着战斗的升级，伤亡情况严重，最终决定调动16师和17师增援，18师的参与则显得有些晚了。
在四平攻坚战的后期，洪学智接过指挥权，负责最终的攻坚。由于任务艰巨，纵队领导对部队的期望很高。王兆相回忆称，在指挥过程中，他感觉到纵队领导对18师有一定的偏见。尤其是在突破任务未能如预期完成后，纵队首长将功劳归给了其他部队，而对18师的贡献视而不见。王兆相对此感到非常不满，他认为18师不仅伤亡了1000多人，还按上级要求完成了任务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待遇。这种情况加深了他与纵队首长的隔阂。
这位纵队首长指的应当是洪学智。当时，洪学智担任6纵司令员，副司令员杨国夫和副政委刘其人则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友。由于杨国夫和刘其人并没有最终的决策权，很多问题最终由洪学智负责。在这种局面下，难免出现了不同立场和看法的冲突，尤其是洪学智面临极大的压力。作为6纵的新司令员，洪学智需要指挥部队攻占德惠，然而情报显示守敌仅有一个团，按照四个师的配置应该能轻松取胜。然而，当攻坚开始后，发现敌人并非情报所说的那样简单，而是新1军50师及其附属部队全部参战，兵力、装备、经验均为优势。即便在敌人增援的情况下，洪学智依然决定撤兵，避免了过大的损失。
在四平攻坚战中，情况类似，由于对敌人兵力的掌握不准确，导致了作战进程的复杂化。作为后期的指挥官，洪学智不仅要面对已经受损的部队，还得处理敌人即将增援的复杂局势，压力可想而知。
纵队首长可能认为16师和17师的功劳更加突出，因此在部队补充和伤亡后的优先考虑上，18师似乎被忽略了。王兆相对此感到失望，最终提出离开6纵的请求。在其他首长的劝说下，王兆相依然坚决离开，最终被调任至军分区担任司令员。随着军分区逐渐扩展，18师被重新编制成独立师，虽然新的部队战斗力较弱，但他们的任务依旧重要——围困长春并协助解放沈阳。
这段历史反映了战争中的复杂决策与人际关系，也让人感受到每一位将领和士兵在背后默默承受的压力与情感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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